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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到艰难用美人 ——读张维屏的一首题图诗 张维屏,晚清诗人,以诗名世。鸦片战争爆发后,曾作《三元里》《三将军歌》等诗,颂扬百姓自发的抗英斗争与捐躯报国的英雄,被誉为“爱国诗人”。在他的诗作中有一首《有画昭君太真者合题绝句》: 绝代昭君与太真,马嵬青冢两酸辛。 六军不发匈奴入,事到艰难用美人。 一首诗题两幅画,很有些别出心裁。而最为醒目的是诗的尾句,别有新意而慨叹深沉。 写王昭君的诗首推杜甫《咏怀古迹》。《杜臆》解曰:“因昭君村而悲其人。昭君有国色,而入宫见妒;公亦国士,而入朝见嫉:正相似也。悲昭以自悲也。”张维屏此绝显然变换了角度。虽然也有“酸辛”,但不是“见嫉”“负材不偶”(《杜诗解》)之悲,而是被“用”之悲。这在写昭君的诗中自是别有见解。而更为独特的是将杨贵妃(太真)与王昭君相提并论,大有做翻案文章之意。 写杨贵妃不得不提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。尽管《长恨歌》就是一首凄美的爱情诗,但“春宵苦短日高起,从此君王不早朝”“姊妹弟兄皆列土,可怜光彩生门户”“渔阳鞞鼓动地来,惊破霓裳羽衣曲”,讽谏意味也是不言而喻。就如陈鸿《长恨歌传》所言:“乐天因为《长恨歌》,意者不但感其事,亦欲惩尤物,窒乱阶,垂于将来也。”那就是说美人受宠,惑乱君王,致使政败国乱,其罪应当受“惩”。杜甫《北征》中也写到杨贵妃:“唯昔艰难初,事与前世别。不闻夏商衰,终自诛褒妲。”刘禹锡《马嵬》诗曰:“官军诛佞幸,天子舍夭姬。”宋僧惠洪在《冷斋夜话》中评说,杜甫的诗表明皇帝有鉴于夏商之败,畏天悔过,赐妃子死,是自己认识到错误,自己改正了错误。而刘禹锡的诗与白居易的“六军不发争奈何,宛转蛾眉马前死”,都是讲皇帝被官军所迫,不得已而杀妃子。由此可见杜甫识君臣之大体,忠义之气可与秋色争高,远胜刘白。(见《冷斋夜话》第二卷)惠洪很有儒家正统的眼力,硬是区分出了杜刘白三位诗人忠义层次的不同,但三人诗中的共同点,惠洪却没有提——那就是红粉祸水,祸国殃民,该杀该除。而李白诗云:“昔日芙蓉花,今成断根草。以色事他人,能得几时好。”(《妾薄命》)也有“以色事人”,咎由自取之意。美人该死,李绅有两句诗讲得更直接:“莫依西施旧苔石,由来破国是神仙。”(《遥知元九送王行同游越》此处神仙是美女之意)美女简直生来就有破国的原罪。 看得出,张维屏没有依袭前代诗人之见。一个“用”字取代了“惩”“诛”“舍”,杨贵妃是在国难当头之际,为解决“六军不发”的燃眉之急,而被“用”,与昭君为解决“匈奴入”而被“用”并无二致。是被“用”,而不是“该死”,可谓一字翻了千年旧案。跟白居易流露于《长恨歌》中的同情相比,张维屏的诗虽然短小,但立足于鸣不平的悲情更感人,更有余味。昭君之被“用”,是男儿抵挡不住犯边的匈奴,而被送将出去,终老塞外。杨贵妃之被“用”,更是牺牲于皇帝老儿的号令失灵。两位绝代佳人都是皇权男权的牺牲品,这样的“酸辛”,怎不令人读之唏嘘。 对于“用美人”,明代诗人邓云霄有过一叹:“谁道和番用美人,只须一叶净边尘。”(《悲笳篇》)张维屏将此慨叹兼及于杨贵妃,进一步在普遍意义上表达了对女子命运的深切同情,这无疑是叹出了进步意义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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